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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狗娱乐新闻报道：
张秀山，1930年参加革命，和刘志丹一起创建西北红军，经历了漫长的革命战争岁月。建国后，任中共中央东北局第二书记兼东北军区副政治委员，在东北局的地位仅次于高岗。在“高饶事件”后，被定为高岗手下的“五虎将”之首，随即降职为辽宁省盘山农场副场长。围绕着“高饶事件”和张秀山的沉浮，外间难知其中原委， 2011年初，记者采访了张秀山的女儿张元生，希望能通过家人的诉说，更多地了解张秀山跌宕起伏的人生，揭开“高饶事件”的神秘面纱。
阴差阳错的发言，惹了大祸
父亲在台上的时候，我还在小学，并且是住校，星期六晚上回家，星期天晚上回学校。只感觉父亲特别忙，在东北局的时候我们很少能见到他。父亲后来回忆，1953年9月10日，中央召开第二次全国组织工作会议，父亲那时是东北局第二书记，主管组织工作，因此，在会议召开之前3天，也就是9月7日晚上，东北局组织部长郭峰给父亲打了一个电话，当时父亲刚刚做完痔疮手术，卧病在床。父亲特意嘱咐郭峰：“现在东北有68项重点工程上马，任务艰巨，咱们主要是要干部。要是检查汇报工作，咱们东北要谨慎，发言不要搞得尖锐，多听听其他地区看法。”
这次组织工作会议，东北局有组织部长郭峰和东北局各省的一些组织部长们前往北京参加， 父亲本来不想参加，当时中央几次征求父亲的意见，刘少奇还特意发电报，主要是希望父亲来参加这次组织工作会议，并要求父亲在10月8号之前到北京。
中央组织部部长安子文又打电话给父亲，说毛主席有指示，这次会议，中组部要检查过去的工作，要听取大区的意见。他一再说，“你多年做党的组织工作，一定要对组织工作提出意见。”父亲听说是毛主席让提意见，就认真考虑了，之后给安子文写了封信，讲了5条意见。
9月末，父亲把写给安子文的信转给在北京开会的郭峰，并嘱咐他：“先让高岗看一看，再转给安子文。”高岗看后，认为提的都是一些大问题，说不要提了，信也就没有转给安子文。
10月2日晚，毛主席主持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听取陈云同志的报告后决定10月10日召开全国粮食紧急会议。父亲这才急急忙忙地赶往北京。到北京之后，父亲专门去组织工作会议上向安子文谈了自己的几点意见。当时父亲还对饶漱石说：“我的意见已同安部长说过了，我是来参加粮食会议的，还要赶着回去布置工作，就不到会上发言了。”
10月13日晚，组织工作会议领导小组开会，讨论14日大会发言问题，主持会议的刘少奇让父亲发言，饶漱石决定亲自通知父亲。
那天晚上7点，饶漱石到驻地对父亲说：“少奇同志还是要你到会讲一讲对中央组织工作的意见，会议领导小组也安排了。”因为父亲还要到毛主席那里开会，饶漱石说完就走了。
13日，是全国粮食工作会议的最后一天。晚上，毛主席召集参加会议的各大区负责同志开会，会议结束后，毛主席问父亲：“听说你要到组织会议上发言，讲些什么？”父亲就把安子文和刘少奇要他去发言的情况，和他已同安子文谈的作了汇报。毛主席听后没有提出不同意见。父亲就问主席，这些意见可否拿到组织工作会议上去讲？主席说：“我支持你的意见，你可以去讲，但有些问题是属于少奇同志的，你可以先找少奇同志谈谈。少奇同志会作自我批评的。”但直到会前，父亲没有见到刘少奇。
10月14日下午开会父亲发言，少奇同志坐在父亲的右边，安子文坐在父亲的左边。父亲发言主要内容是：
一、1950年前后，曾经有一个时期，中央组织部对于党员可否剥削这一个重大的原则问题曾发生过动摇。1950年1月，安子文同志讲到党员雇工问题时说：“党员生产发展了，要雇人应允许”又说：“不允许剥削与允许剥削不矛盾。不允许剥削，抽象原则是对了，但今天实际情况需要允许。今天剥削比不剥削好。” “应允许所有的人（包括党员在内）都有单干雇工的自由。”讲到党员雇工时又说：“党员不干的事，群众也不敢干。”“现在应该让农民尽量发展为富农。”这实际上是引导党员发展成为富农和资本家，而忽视或轻视组织起来。对发展资本主义经济很热心，发展社会主义、半社会主义经济却很冷淡。这是一种右倾思想。这种右倾思想，如果发生在山沟里打游击时，问题还不大，但在全国胜利以后，按这种思想发展下去，就是非常危险的。
二、关于党的无产阶级的性质问题，这样根本性的问题，中央组织部也曾发生过动摇。1950年1月，安子文同志给赴苏组织工作参观团作报告，讲到我们党的成分时说：“无产阶级与半无产阶级合起来占三分之二，因此，我们党是无产阶级与半无产阶级的党。”这样就模糊了党的性质，把党的性质与党员成分混为一谈。
三、中组部对检查执行二中全会决议抓得不紧。
四、对于一些曾经在革命严重关头脱党、退党、叛党，而在革命高潮时又回到党内来的分子，对中央一级机关和各地的某些高级机关任用这些人时，处理得不严肃。在发展党员的指示中，没有关死剥削分子不能入党的门。
五、关于安子文同志的思想方法方面，我觉得也是有缺点的。安子文同志对接受新事物迟钝，对党内问题是非不清，即马列主义与非马列主义的界限不清，甚至颠倒。对某些问题的认识，还停留在延安整风和七大阶段，存在着右倾思想，表现在对内是非不清，对外敌我不分，敌我界限模糊。
讲完之后，在小会议室休息的时候，少奇对父亲说：“你会上讲的问题，有的不是安子文的，是我的错误。以后适当的会上，我要作自我批评。”安子文也说：“秀山同志讲的这些问题基本正确。”
1954年，“高饶事件”出来后，这个发言就成为父亲“有预谋配合高饶进行反党”的证据和罪行，给他后半生戴上了枷锁。
到外地休假，竟成了“反党串联”
到1952年，父亲已到东北工作7年。这时候，东北的工作逐渐上了正轨，朝鲜战争也已经基本停战，这时的父亲希望得到休假的机会。夏天，父亲借着暑假的机会，带上正在上学的刘志丹的女儿刘力贞和在我家住着的谢子长的儿子谢绍明一起回西北老家看看。父亲第一站先到了西北，见到了习仲勋、马明方、王世泰等老战友。还看了刘志丹的父亲，他们说起和刘志丹闹革命的经历，越说越亲热，就在家里吃了羊肉剁荞面。
父亲还带着刘力贞和谢绍明，走访了陕甘根据地、红二十六军闹革命的地方，给他们讲当年的战斗经历。
离开陕西前时，王恩茂正好要去新疆工作，父亲便和他同行到了新疆。王震陪着父亲在乌鲁木齐、伊宁等地参观。之后，父亲又去了中南和华东，在上海，柯庆施陪同父亲看了一些单位，父亲说：“还是华东商业发达啊，人民的教育程度也高，这正是东北的薄弱环节！”在广东见到了陶铸同志和许多四野的南下干部。主要也是谈谈老战友的情谊。
没想到，这次休假，在“高饶事件”之后，竟成了父亲到各地进行“反党”活动的罪状。
高岗自杀未遂，周总理叫张秀山去陪陪他
1954年2月七届四中全会后，中央书记处召开高级干部座谈会。座谈会的第三天下午，国家计委专职委员安志文和高岗的秘书赵家梁来到会场，向周总理报告高岗开抢自杀未遂的情况。听过详细的汇报之后，周总理说：“高岗自杀是一个很严重的问题，为了防止他再次自杀，我们还得做他的工作。”总理对父亲说：“秀山同志，你去做一下高岗的工作，就住到他那里，这是中央交给你的一项政治任务。一定要稳住他的情绪。”
父亲从1930年在陕北闹“兵运”（即潜伏在国民党军队中待时机成熟发动兵变——编者注）的时候就认识了高岗，后来一直到创建陕甘根据地，两个人配合工作，前后长达20多年，建立了深厚的战友情谊，两人之间毫无忌讳，无话不谈。解放后在东北局工作时，高岗大权独揽，只有父亲的话他听得进去。时任东北局副秘书长马洪说，“在东北局谁敢跟高岗拍桌子？只有张秀山。”
傍晚时分，父亲和其他几个同志一起到了高岗的住处。高岗看到他们忙说：“请坐，请坐！”结果谁也没有理他，都冷冰冰的。习仲勋说：“我们代表中央来跟你谈话，你的错误极其严重，今天发生的事，你是错上加错。现在你要好好休息，等平静下来之后，再考虑检查反省。从现在起，中央决定对你实行管教，由赵家梁负责。他过去是你的秘书，今后你一切都要听他的……”
当晚父亲便住在了高岗家。座谈会期间，父亲上午参加会议，下午就到高岗家做他的工作。在谈话中，父亲指出高岗过去许多反对刘少奇等同志的言论，他都不承认，只说自己辜负了毛主席的信任，在“有薄无林”名单问题上，犯了严重错误，没有听主席“到此为止，不准扩散”的话，没有考虑“扩散”后果，跟一些人讲了，这是最大错误。高岗说，我对毛主席、对党是忠心的，从来没有过反对毛主席的一丝念头。还说，“我与刘少奇不是个人之间的问题，是工作上的意见分歧。”高岗还说，他是过不了刘少奇这一关的。
父亲和高岗之间的具体谈话，都跟周总理作了汇报。每次同高岗谈话，赵家梁都在场。后来赵家梁回忆，父亲和高岗都住在二楼，高岗房间在东边，父亲住在西边的客房，半夜三更，大家都睡觉了，高岗就跑到父亲的房间来，进门也不说话，往那一坐，父亲不说话，高岗也不说话，呆一会儿，也不说什么，起身就走。
半年后，高岗吞服了大量安眠药自杀。后来，父亲听说，高岗是从报纸上看到，在全国人大代表的名单中，东北局和东北各省、市主要负责人的名字都没有了。他向看管他的人说，以后见到这些人时，请代我向他们表示歉意，是我连累了他们。父亲曾经说，高岗开始一再给主席写汇报材料，主席都没有见他，汇报不上去，几次要见，主席说不要来了，他就是想见主席，可是主席不见他。毛泽东得知高岗自杀后说：“高岗的问题处理得不好。高岗不自杀，即使不能在中央工作，还可以在地方上安排嘛。”
在盘锦农场的日子
七届四中全会以后，根据中央书记处的部署，东北局召开了东北地区高干会议。这次会议，父亲便开始“挨整”。会议开始，父亲还是大会领导小组的成员，后来就只有检查了。1954年4月24日，父亲受到撤职处理，由原来行政4级降为8级，下放到盘山农场当副场长。
我们家兄弟姐妹8个，当时我和两个哥哥在沈阳育才学校念书，我大哥在实验中学上学。我下面还有2个弟弟、2个妹妹在幼儿园。父亲这一级别的领导，在沈阳住独门独院的房子，那房子是原英国理事馆。受处分之后，组织上又给安排另一处房子。我们家就从原来比较大的房子搬走，父亲跟母亲交代：“搬走的时候只能拿生活用品、床和吃饭桌子、凳子这些东西，什么沙发、地毯这些东西都不许带。”
我记得，在搬家之前，妈妈带着我上街给力贞姐买被子、床单等生活用品。在父亲离开沈阳之前，我父母给力贞姐办了一个风风光光、热热闹闹的婚礼。婚礼那天从外面请来了厨师，做的是西餐，请了很多人在家里吃饭，我们跟着高兴。回想起来，父亲是在被打成“反党集团”成员、即将下放农村的情况下，喜气洋洋的把刘志丹女儿的婚事给办了，那需要多大的胸怀啊！
1954年的冬天，父亲穿上母亲买的棉袄棉裤，一个人先去了农场。第二年开春，母亲看到父亲住着一间泥坯房，在大食堂吃饭，身体不很好。母亲决定带着小弟弟和奶奶先过去，让父亲有一个温暖的家。
父亲遭难之后，子女和亲属也受了牵连。从延安就一直在我们家长大的叔伯姐姐，本来是留苏预备生，被取消了留苏资格，分到农学院去上学。还有一个叔伯哥哥人大毕业后在国家计委工作，在我父亲出事以后，他被国家计委派去支援西藏，回来以后，就长期不给分配工作。等了快一年才被分配到甘肃省工作。我二哥同班同学，几乎都上了哈军工或其他军事院校，因为父亲的问题，他就不能上军事院校。
搬到盘锦农场之后，生活条件跟沈阳自然是没法比了。条件很艰苦，尤其是没有什么蔬菜，冬天就是大葱。但是父亲没有消沉，他一旦投入工作，心情就很好。暑假我们回家，他就带我们到地里看水稻长势；过年了，他带我们到老乡家的碾子上碾米，一家人坐在一起吃年夜饭——陕北老家热腾腾的油糕。他的豁达影响着我们全家，我们家里没有悲观情绪。
周总理认为东北局高干会没有开好。1955年夏天，周总理叫王震来看看我父亲的情况。在锦州火车站的站台上，王震老远看见父亲就喊：“秀山！秀山！”见面后，王震把父亲请进车厢。到了沈阳，王震硬要父亲住在自己的房间，于是便在王震的房间里加了一张床，两个人吃住在一起。父亲对王震讲了东北局高干会上的情况，他说：“因为我和高岗一起工作时间长，把我打成反党集团成员可以，把张明远、赵德尊、郭峰、马洪打进去，实在是说不过去啊！张明远是冀东的老同志，跟高岗在历史上没有什么联系；马洪年轻有才，负责起草一些文件；赵德尊和郭峰是从原来的省委书记调到东北局当个部长，是平调嘛。郭峰刚调来不到一年，赵德尊也就是一年，怎么能变成高岗死党、反党成员呢？”
王震回到北京，把父亲的情况向总理作了汇报。周总理向毛主席做了反映。不久，毛主席批示中组部，每月给父亲120元生活补助费。
后来，我大哥视网膜脱落，在沈阳做手术。父亲不放心，就让母亲带大哥到北京去找习仲勋，习仲勋立刻找了一个特别好的眼科大夫，给大哥做了手术。我现在想，那些老战友，心里都知道父亲的冤屈，他们知道父亲是什么样的人，所以只要父亲开口，他们都尽力帮忙。
造反派要父亲一起“造反”
1959年，父亲已在盘锦农场待了5年，4个弟弟妹妹都在农场，没法上学，父亲觉得不该因为自己影响孩子的教育。另外，孩子们经常在水渠里游泳，农场一位副场长的儿子游泳淹死了，这个事情对父母刺激挺大。最终父亲提出“调回沈阳工作”，省里把父亲安排在沈阳农学院，但不能进入党委，只是管基建。
“文革”爆发后，造反派主要是针对院长、书记、教授开刀，所以父亲开始没事。造反派听说父亲是由于反对刘少奇才下来的，所以开始时对他挺客气，好几派的造反派都到家里来做工作，叫父亲参加他们的队伍，父亲说：“要说造反，30多年前我就造反了，但那是造国民党反动派的反。我是共产党员，我不能造共产党的反。”
好景不长，北京成立了高饶问题联络站，派人下来，指示说还有一个“大老虎”张秀山在这儿呢！于是，父亲被抓到农学院不能再回家，我们天天给他送饭。我每次去看父亲，他情绪稳定，送的饭都全部吃光。
后来，父亲被造反派从农学院抓到东北工学院了。家里又天天去送饭，父亲和当时东北局的一些领导都关在一块儿，有好多领导都是愁眉苦脸的。我记得第一次是妹妹去送饭，她回来告诉我们：“看我爸还行，送的饭吃得可香了，都吃完了。”父亲毕竟经过一些大风浪。
在东北工学院关押期间，造反派拿着四方的床腿打他，父亲戴的一块手表，表蒙子都被打碎了。造反派让他承认自己是反革命，父亲死都不承认。那次打得很厉害，父亲从后背到腰一大块地方，整个是大脓包，全是淤血，不能躺着。造反派不让父亲住院，那么大面积的淤血怎么办呢？农学院的医生，拿着大针管往外抽。每天抽一管子，把脓血一点一点抽出来，慢慢吸收。
我们院一个副书记、一个组织部长都挨打受不了，自杀了。我们很担心，给在长春的叔叔打电话，让来劝父亲。父亲问：“你干什么来了？是不是你们怕我出什么事儿？我什么风浪都经过，1935年肃反比这打得还厉害，你们放心，我不会走上那条路。”
造反派从张秀山那里什么也没得到。后来张秀山随沈阳农学院四处迁徙，以“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直到“文革”结束。
父亲是坚强的，从未想过自杀。他相信党，相信自己的问题一定会得到解决。1979年，中央给重新安排了他的工作，任国家农委副主任，后来又做了中顾委员。但遗憾的是，父亲1996年逝世，在有生之年，没有看到对他1954年遭受不公正对待的说法。但看到人民的生活一天天好起来，他晚年感到很欣慰。
文章来源极品番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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